调高市民环境保护意识 合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

王  越

我在参加社区居民代表座谈会时，刘大妈反映了社区垃圾分类问题。几年前街道在几个社区开展垃圾减量垃圾分类“零废弃”“绿主妇志愿者”活动。参加活动的居民们承诺从今天做起、从自身做起，参与“零废弃”积分卡活动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垃圾减量垃圾分类，热衷环保公益事业的刘大妈高高兴兴的加入了“绿主妇志愿者”行列。

当时，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由4名绿主妇志愿者和6名物业人员负责检查，街道为各家发放绿色和灰色的垃圾袋，每座楼的地下室摆放三个垃圾箱。各家对生活垃圾按可回收垃圾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，分别放进不同的口袋里。可回收垃圾包括生活中未污染的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，比如废纸、塑料、玻璃、金属、布料。厨余垃圾包括废弃的食品、餐厨废油、蔬菜、瓜果皮核。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、废灯管、废杀虫剂、废日用化学品、废水银产品、废旧电器、电子产品和弃置药品。其他垃圾包括大件垃圾以及其他混杂、污染、难分类的塑料类、木类、渣土类等生活垃圾。

“但是，这项活动大约只做了1年多，就坚持不下去了。”刘大妈不无遗憾地说。对周边小区所做调查的结果，发现“坚持不下去”的情况基本差不多，这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。究其原因，很多居民刚开始有新鲜感时能较好地自己分类垃圾。但后来新鲜感一过，给垃圾分类的热情也降低了。而另一些居民则压根就对垃圾分类没有意识和自觉性，要么认为麻烦不愿分类，要么认为反正很多人做不到，自己做到了也白费劲

另外是垃圾分类设施疏于管理，垃圾桶上虽然标着“可回收”与“不可回收”的标识，但里面的各种垃圾依然混在一起。最为严重的是无论如何分类，垃圾车来了通通混在一起拉走，这些垃圾运到垃圾处理场后，再次被混在一起，由于垃圾末端处理配套严重滞后，之前所有分类环节都失去了意义，这也打击了志愿者的热情。

居民们还谈到电池分类的事。早在1998年，北京环卫部门就有专门的电池回收车，负责对废电池进行收集和清运，市民或单位攒足30公斤的废电池可进行免费上门回收。2000年，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编写《绿色社区手册》，把在小区内设置废电池回收箱列入评选“优秀小区”“绿色社区”的一个指标。当年6月，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8个城市，被确定为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，商场和单位都设有废电池回收箱。连马路边的垃圾箱中间，都专门给废电池留了位置。但后来上级打来电话，废旧电池不再单独收集。

2003年10月，国家环保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《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》，将废电池集中回收重点确定为锂离子等可充电电池和纽扣电池，不鼓励集中收集已达到国家低汞或无汞要求的废电池，这让公众无所适从。明确说，所有废电池都有一定的环境风险，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，能使1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；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到污染，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。在对自然环境威胁最大的几种物质中，电池里就包含了汞、铅、镉等多种，若将废旧电池混入生活垃圾一起填埋，或者随手丢弃，渗出的汞及重金属物质就会渗透于土壤、污染地下水，进而进入鱼类、农作物中，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，间接威胁到人类的健康。其次，电池中的再生资源可回收利用。“现在的情况是，统统回收成本太高，但要求是有的回收有的不回收，最后又变成统统都不回收了”。

看来问题在于我们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还极待提高。垃圾分类只是垃圾处理的前提，垃圾分类管理的最终目的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，变废为宝，同时减少垃圾处理量。在欧盟国家，规定由电池生产厂家支付废旧电池的收集、处理和循环利用产生的净成本。日本从1980年开始进行了10年的全民教育，逐步建立起一套近乎苛刻的垃圾分类制度。环保教育被列入义务教育法进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必修课，小孩子从小被传授垃圾分类、资源回收利用等环保意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儿童也能把生活垃圾分类，对菜叶、玻璃瓶、易拉罐、报纸、其它生活垃圾等都分装在不同的袋子里。垃圾经过分类处理后变废为宝，有的垃圾用于火力发电，有的用来建设蒸汽游泳池，从垃圾里提取的金属予以回收使用。瑞典的垃圾分类和循环再利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，近99%的废弃物都得到了回收，其中36%可得到循环利用，14%再生成化肥，另外49%被焚烧发电供热，被填埋的非可再生垃圾只占1%。瑞典的垃圾焚烧厂每天能生产足够25万个家庭使用的电力，以及足够95万个家庭使用的热能，几乎每个瑞典人都知道“垃圾就是能源，4吨垃圾等于1吨石油”的道理。

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经过10多年的宣传引导，人们对垃圾分类的做法大都予以赞同，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。为此国家也投入大量的财力、物力和人力，有的地区还通过经济奖励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。但如何有效地对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利用，尚需要政府、企业、市民坚持不懈的齐心协力，绝不仅仅是开几次动员会，摆放几个垃圾箱就能解决的。